人民网三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之二：铃声缘何成了“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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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鸿曾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介绍，“我1932年出生于日本，幼少年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是个‘战争儿童’。母亲(中国名字郭安娜)遵照日本重视教育的传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让姐姐和我学钢琴。我5岁学钢琴，先是会拉小提琴的哥哥教，后来是一位上野音乐学校毕业生，姓田中的女老师教。就这样，从1937年到1941年，学了约四年。那是战争年代，钢琴声和炸弹爆炸声是很不协调的。当时我们住在千叶县，与东京只一河之隔。要是在东京，是不可能听到钢琴的声音的。”

郭志鸿还在回忆中介绍，“1950年5月，作为最早的调干，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师从洪士銈先生。没多久，洪先生参加土改，又师从朱工一先生。再后，又在前苏联专家塔图良教授班上作研究生。克拉芙琴柯也教过我。1958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口号是‘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极力提倡民族教材。有要求、有布置、有措施，成立了储望华、刘诗昆和我三人的教材编创组。我们去过陕甘宁边区等地体验生活。我是边教学、边编教材，许多钢琴改编曲都是那时写的。从1973年到1976年，我被借调到中央乐团创作组，参加钢琴协奏曲《战台风》的创编。1978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我个人的钢琴独奏会。1980年我去日本参加一些庆祝活动，与市川市交响乐队合作演出。后来好几个城市都邀请我去演出。EMI唱片公司请我当顾问，‘小西财团’请我做委员。在这个财团的支持下，我录制、发行了三套唱片，是以钢琴与小型管弦乐队合作的形式，分别表现的是新疆、内蒙古、云南三个地区的音乐风格。1989年，应吴祖强院长邀聘，我正式回到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