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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专业组唯一的一等奖作品为《多巴胺City Walk》，该作品通过挖掘海派文化，提取其中典型色彩，融入模块化的家具品类中，形成张弛有度的多变空间。“允许彩色入侵，就像允许快乐随时光临，我们希望通过多巴胺模块组合的形式，让人们在归家途中或者是忙碌的间隙，暂时忘却烦恼和忧伤，享受彩色碎片带来的片刻快乐与美好。”该作品的设计者说。

澎湃新闻记者在颁奖仪式上看到，不少获奖设计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扑翅的飞鹭”城市廊架采用钢柱拉索为主体结构，为人们遮风挡雨、避免夏季暴晒；白鹭造型的座椅内置半隐藏式滚轮，回家路上在此休息的上班族可通过自主移动座椅轨道上的单元件来灵活分割座椅空间；“智能无忧箱”是一款基于人体工程学的无障碍智能垃圾箱，不同高度的入口适用于儿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使用；名为《拥抱》的座椅则专为希望拥有一定隐私空间的人而设计，座椅下的圆形灯光可在日常模式（亮白灯）、安静模式（亮蓝灯）、安全模式（亮黄灯）之间切换，比如亮黄灯时为安全模式并起到对路人的警示作用：“有母婴人士正在座椅内、外人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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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加拿大剧作家白仁耐(Leanna Brodie)和施崇梵(Jovanni Sy)伉俪耗费6年时间创作的这部剧，讲述了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与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合作，在1983年将米勒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搬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人艺)舞台的故事。《推销员在中国》表现了在这一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深具意义的联合创作中，两国艺术家之间的文化冲突、相互理解和妥协，以及各自的内心省思。

施崇梵：的确花了这么久时间。如果没有疫情，也许它会提前两年问世。编写这部剧是白仁耐的主意。当时我们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Richmond)。我那时在那儿管理一家地方剧院。列治文55%的居民是华人。但这家剧院的观众约95%都是白人。我想扩展剧院的视野和剧目，使之成为更受欢迎的空间，也更像它所在的城市。

白仁耐读到了阿瑟·米勒的回忆录《推销员在北京》，认为它对列治文这座城市来说是个很好的故事。我认为9UU有你有我，这座城市变化太快。先定居于此的人与新移民之间出现了某种紧张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话剧反映出在文化差异颇大的情况下，相互理解时的那种挣扎。当人们是如此不同时，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克服彼此间的差异，尝试达到相互理解的新水平。大概2017年，这部剧作开始创作。温哥华的剧作家戏剧中心后来将剧本初稿送到斯特拉特福戏剧节，并获得了支持，于是展开了后续合作。

施崇梵：排演这出戏就像是以一个完美的方式来讲述关于性格迥异的人们克服彼此间差异的故事。第一次与他人合作时你必须学会理解对方是什么人。这个故事可谓是近乎绝佳的例子，当中有文化鸿沟、语言鸿沟。故事发生在1983年的北京，与今天的北京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才进行了4年。我认为，西方和中国之间还有着很多误解与不信任。现在是一个讲述这两种不同文化故事的好时机，而这两者都是拥有伟大历史的文化。

阿瑟·米勒的剧作中有很多方面对于1983年的北京观众来说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不像今天的中国人这么熟悉西方。剧中很多概念，诸如人寿保险、上门推销员，在当时的中国甚至都不存在。那部剧有一些非常精彩和具有普遍性的地方。正如米勒和英若诚所说，归根结底，《推销员之死》是关于父子之情的戏剧。他们相信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那部剧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获得全世界广泛关注。

施崇梵：挑战之一是这部剧的规模和雄心。剧中约需20名演员，其中15人的对白要用普通话。全剧约40%是用普通话表演的。翻译张放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助理导演王方正和来自新加坡的语言顾问兼普通话教练赵娜，也对演员提高普通话表演的精准度起了关键作用。我有着从事双语和双文化环境工作的职业经验，知道需要在各环节做额外的步骤，才能让团队舒适地使用非母语工作。

施崇梵：我同意。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好，譬如中国有高铁等现代化的交通和基础设施等。而我们的挑战是尝试描述一个还处于相对贫穷时的中国。除非观众上年纪了，否则较难理解这一背景。当时中国刚走出动荡，经济改革刚起步。我不认为这部剧有助于解释今日的中国，但我认为人们也并不像难以理解40年前的中国那样难以理解今天的中国。今天也许很多人都了解中国是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之一。

施崇梵：剧中很多内容是关于英若诚感到自己两只脚踏在不同的文化中。我不像他那样会说两种语言、熟悉两种文化，但我很高兴也能感受到自己属于两种文化。尽管我并非在中国长大，也不太懂中文，但我感到有些方面会点点滴滴渗透到任何有中国血统的人身上。我认为我与剧中人物的文化教养是相似的，对于如何行为及如何尊重他人的期望都很敏感。我很幸运，有很多文化顾问提出了他们的见解。